41（四）(2 / 4)

不会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动我。”

    高国铭冷冷道：“万一他有病呢？”

    虞绍珩闻言，掩唇一笑，只听他又道：“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前年外交部有个马上要卸任的司长在办公室里被一个秘书捅了四刀，我们查了半年，结果就是那人有病，在精神科看了两年大夫，居然连他家里人都不知道。

    你们军情部的人一遇到事，就总想着背后有什么深谋远虑，我不一样，我以前是做刑侦的，很多时候，人们做事没有逻辑和理性，有人因为同事少跟他打了声招呼都会杀人。”

    虞绍珩受教地点了点头，神色也端然起来：“那你觉得那天来杀我的那个扶桑人，会不会是有病？”

    “不会。”高国铭断然道：“他很专业，蓖麻毒也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

    “专业的人就不会有病吗？”

    “会，但是他碰巧还找到另外一个专业的人来杀，概率太小了。”

    虞绍珩跟他一路闲扯着回家，细想着连日来这些事，只觉得“有病”两个字实在是解决许多的问题不二法门，凭你如何权高势大，对一个“病人”也无计可施。他从总长侍从室请人去青阳监狱问个无比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来，只因为那人“有病”。

    “病人”简直比“死人”还好用，大家都说“死无对证”， 可是“死”本身就是一件惹人怀疑的事，而一个病人在摆在那里，疑无可疑。

    那么，介于“死人”和“病人”之间的，就是消失的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怎么引人怀疑，也无从查证。

    腾作春的这个案子，首犯“叛国”自然伏法，从犯里有病人，涉案的还有失踪人口……他断定这绝不是改了一份口供那么简单。可即便这案子有更大的疏漏或者隐情，就值得他冒险拿自己开刀？是他足够自信那扶桑人一定能得手，并且绝不会被人查出来跟他有关系，还是另有别的缘故呢？

    或者，他真的跟这件事无关？

    “你们军情部的人一遇到事，就总想着背后有什么深谋远虑。” 他咂摸着高国铭的话，自顾自地低低一笑，对身边这个时刻保持高度警戒地人说道：“哎，我有件要紧的事想见个人行吗？”

    郭国铭面无表情地问到：“在哪儿？”

    “就在这车里，待会儿到了他们家门口，你帮我把他叫出来就行。”

    高国铭想了两秒，点头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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