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章：胡惟庸的结局⑦(4 / 4)

”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认。汉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讯问钦定案犯，性质才发生变化而成为“诏狱”，“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即是如此。

    “诏狱”兴起的原由，两汉典籍缺载。不过，《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问题或不无裨益：“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时代相隔久远，宋元时期的判定是否适用于两汉呢？笔者倾向于赞同。实际上，汉代就有类似意义的话语出现。东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就当时选举人才中出现的弊病上书奏言。顺帝接纳其建议，“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后汉书李固传》）。从诏旨内容中可以看出：“诏狱”用以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

    这一点也应是“诏狱”特性所在，即纠察、惩治的对象与行为的特殊。比如，“诏狱”作为打击诸侯王的重要手段，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余悸，江都王刘建就有“我为王，诏狱岁至”（《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传》）的怨言。又如，“诏狱”多牵涉朝廷要人，文帝时的周勃、成帝时的王商，二人虽曾贵为丞相，但均受“诏狱”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