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反腐风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7 / 12)

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时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他在另一章中发布了这样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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