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举家避乱初尝苦困，决策立君激辩亲疏 (2)(2 / 15)

且，国危则立君以贤，本朝亦早有先例。岂不忆当年‘土木之变’乎？”

    余怀所说的“土木之变”，是指一百五十年前，英宗皇帝在位期间，北方的瓦剌族首领也先率军攻明，英宗御驾亲征，于土木堡兵败被俘。接着京师又被围困，兵部尚书于谦见形势危急，与群臣商议，毅然放弃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改立英宗的弟弟郕王为帝，终于稳定了局势，挫败了也先的图谋，最后英宗也得到释放。这确实是本朝“危则立君以贤”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只是，英宗获释回京，当上了太上皇之后，却心怀不忿。八年后，他乘弟弟景帝病重，秘密联络了宦官和部分文武大臣，发动政变，夺取了宫门，径登奉天殿复位。于是景帝被废，于谦亦被冤杀。也就是说，结局并不完美。所以，钱谦益一面对余怀的善辩感到满意，一面又估计对方会利用这一点进行反驳。果然，只听一个尖尖的嗓门说：

    “‘土木之变’么，不错，那一次确是‘立君以疏’。不过其后的‘夺门之变’不也正是由此而来么？可见到底是祸乱之源！”

    钱谦益一看，说话的不是老绅士，却是另一位中年的官员，那袭圆领青袍上，绣着一方七品的鸂鶒图案，大约是个御史或给事中之类的言官。

    照理，他提出的这个诘问也不难对付，不过余怀似乎没有防备，急切问张了几次嘴巴，竟回答不上来。于是，钱谦益把视线转向侯方域，期待这位以辩才著称的复社公子，会出言相助。谁知侯方域仍旧只顾同梅朗中嘁嘁嚓嚓地说个不停，对于同伴的困境似乎毫不在意。相反，是吴应箕咳嗽了一声，慢慢走到前面来：

    “‘夺门之变’并非立君以贤之过，实乃奸臣乱政所致。不过，这一层眼下不必深论。”他做了一个手势，把利刃似的目光扫向全场，然后又回到那位七品官的脸上，“学生于此只欲揭出一事：纵有‘夺门之变’，江山仍为朱姓所有，国祚绵延，至今不绝，于大局其实无伤。反之，当也先兵临城下之际，若非断然舍去亲而幼之太子，而立疏而贤之郕王，则人心惊骇，士气瓦解，我朝恐已为夷狄所乘矣！此立贤之得，天下共见。若论眼下亡国之祸，较之‘土木之变’时，其深危又何止百倍？更须立君以贤，中兴方能有望！否则，中国一旦沦于流寇、建虏之手，彼禽兽虎狼之心，又安知仁义纲常为何事？更断不能以之教黎民、化天下。设若举国俱成禽兽虎狼，则君臣父子之大义，又将何所附丽？若无所附丽，则先生所谓‘充塞天地，长存万世’云云，岂非空洞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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