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1 / 6)

    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象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

    三

    汉代青铜 （上）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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