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部分(4 / 6)

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北京我运气也不好，仍找不到共产党员，我又回到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脱缰的马。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但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张从埃斐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时。所以我为革命坐牢的纪录恐怕并不怎样惊人——一共不过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不少朋友。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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