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2 部分(5 / 6)

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升华为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可以溯源于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佬由于无线电消息、墙报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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