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3 部分(3 / 6)

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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