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2 / 23)
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方面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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