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落 (1)(7 / 23)

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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