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湘江，湘江 (1)(22 / 23)

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

    1929年1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

    1930年10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

    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

    1934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1935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

    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但刘建绪留在了香港，没有回大陆。

    不久，哪怕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香港也留不住了。他们被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开除了党籍，又遭台湾的蒋介石通缉。9月19日，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多年的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刘建绪等大受震动，一月数惊，惶惶不安。港方通知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最好离港，免遭不测。

    香港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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