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2)(2 / 10)

是徐海东。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理由也有两点：

    一、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剿”。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二、二十五军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缴获东北军的，打东北军有把握。

    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两方面都坚持各自意见，逼得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朱理治年仅28岁，并无军事斗争经验。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任过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代理书记等职。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陕北工作，1935年7月刚到陕北永坪镇，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以前看过的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材料启发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建议佯攻甘泉，打敌增援队伍。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志丹补充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

    几天之后，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消灭东北军一零一师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也被击毙。

    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也开始了。

    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军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两军会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政治方面的分歧则有历史渊源。自中央苏区陷落后，党对西北工作的领导也陷入混乱。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不同的领导体系、不同的工作重点在产生着分歧。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陕北特委则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两个特委，一个有中央驻北方代表支持，一个有陕西省委支持。虽然1935年2月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无法定出明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当然支持陕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陕北，就是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解决右派问题。主要针对陕甘特委。认为陕甘特委有右派混入，企图推翻陕北已经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