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1)(8 / 23)

”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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