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烽烟 (2)(15 / 22)

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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