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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可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摇了摇头，系好裤子洗净手，摇摇摆摆地回到酒桌上。

    从饭馆出来后，我执意要回学校睡觉，他俩看了一眼表说：“还不到十一点，睡这么早干什么，咱们去唱歌。”

    郑勇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俩齐心合力将我拖上车。郑勇坐在副驾驶位上，说：“三元桥。”

    司机调转车头，向前开去。

    郑勇双眼迷离地看着前方说：“师傅，方向错了吧，我们去三元桥。”

    司机握着方向盘说：“没错呀，我正往北开呢！”

    “噢，那就行了。”郑勇已醉得找不着北。

    出租车驶到一家名为“灯红酒绿”的恋歌房，我跟随郑勇、冯凯进了一个包间，服务生问我们：“先生，需要些什么？”

    冯凯说：“三杯扎啤，一个果盘。”

    服务生将这些东西记录在纸上，欲转身离去。

    郑勇说：“别走，回来。”

    服务生返回，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您还需要什么？”

    郑勇说：“给我们找三个小姐。”

    服务生说：“对不起，这里的小姐全部在坐台。”

    “要坐到什么时候？”郑勇问。

    “这个我也说不好，也许5分钟以后，也许几个小时，要不给您找位先生？”

    “不必了，我们都没这个兴趣，你赶紧把我们要的东西端上来吧！”

    后来的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痛苦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用来形容郑勇和冯凯的，并非他们说得如何好听，只是他们唱得实在是太难听了，尤其是冯凯，长了一副比张信哲还细的嗓子，没完没了地唱《爱如潮水》，而我却痛如潮水。

    点歌单在他俩手中传来传去，他们用摇控器一首首地选歌，每当唱完一首歌后，电脑评分便显示出一个不低的分数，并说他们具备演唱素质，只需继续努力，这使得他们信心大增，声音放得更大，我却更加痛苦。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人类极强的表现欲。

    我毕业后的生活是否同样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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