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校长(3 / 5)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蒋梦麟校长上任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几十年后，果然证明他是对的。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