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学(2 / 7)

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张伯苓办教育，重事功而轻学术。经济学家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便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假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又有一次，张问人类学家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当时想对全国人民做头部测量，听到张的问话，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济就离开了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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