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知史(7 / 7)

”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吴晗曾说：文化的发扬广大，往往是由于积累。一时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来，突然而灭。故在中国史上，文化的发煌与消灭，也很少与朝代的兴亡同一起讫……须知文化史家的任务，是在探求历史演化的法则，精密地指出新旧嬗递的痕迹。

    贾植芳在《狱里狱外》的自序中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陈寅恪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