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直言(1 / 7)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贼，朝廷也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扬言要杀他以雪大耻，惟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严复曰：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者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

    严复再曰：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20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

    康有为被光绪召见时，在朝房邂逅荣禄。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有一次发现学生很少，原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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