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棒喝(4 / 6)
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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