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赤子(2 / 6)

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拥袁世凯称帝，可谓不宜余力。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则在背地里商量道：“任公（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尚未开口，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在蹇、汤的力劝之下，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梁启超并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见，梁启超之“另树一帜”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杨度在日本，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两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却惺惺相惜。杨度与孙中山相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若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将尽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后来杨度鼓吹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成为国家罪人，只好遁迹丘山，结庐学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为孙中山的国民党工作。

    杨度有诗云：“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大钊被捕前，杨度在熊希龄嫁女宴会上，从汪大燮那里得知苏联使馆将被搜查，马上避席而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不知为何，李大钊却没有离开苏联使馆，于是被捕。杨度为搭救李大钊，不惜变卖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李大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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