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为政(4 / 5)

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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