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风骨(3 / 4)

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恩来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当年正上中专的袁隆平说了句“八字宪法”少了一个“时”字，搞农业不能违背农时。结果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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