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3)(23 / 23)

员

    算来，我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参政议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们都知道的，政协委员履职的方式主要是议政。议政非清谈也，更非空谈。议就是要坦率谈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所在；并及时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种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诉求。也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最好。仅仅指出不足、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尽量予以解决，亦可。

    我曾对两件事特别关注——一是出租车司机们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主要长节假日期的权利问题，如“十一”长假、春节长期。但这一件事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并未正式写过提案。因为在委员中看法其实也不统一。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行业，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与否、休息与否、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也就是相当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长节期日在内。所以，这一关注后来我自己放弃了。

    二是国企高层管理者的高工资和高奖金问题。

    这里所言之国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层管理者的公有制企业。他们既是企业高管，同时也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的干部。某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听说有一家公有制性质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年终奖金居然七百余万元。于是试图深入调查了解，却极难获得第一手材料。因为那属于“企业机密”。但凡是询问到的人，皆言之凿凿七百余万元奖金属实，却也都言那是“奖励条约”明文规定了的，属“合理合法”所得。并且，当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乃是主流声音，我的质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罢。

    但我的质疑并未打消，后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现象。

    我认为，所谓国企“高管”，一级国企也罢，二级国企也罢，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党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理应限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范围之内。若高出普遍国企员工工资近百倍、百余倍，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

    2002年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后，被公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在于，某届某级政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