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3)(4 / 22)

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等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等于“反动文学”了。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的、欧？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箭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喜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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