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3)(6 / 22)

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50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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