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直言(5 / 7)
安先生的主要之点,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谱,孔祥熙想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对不起,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柯劭忞辞参政之职时说:“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蒋廷黼曰: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望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蒋廷黼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中说道: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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