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4)(1 / 19)

    看不到了！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倘还有一点点个人好处，则更是“盲从无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一年后，我下乡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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