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人为什么生气 (1)(1 / 23)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

    1．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

    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树荫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

    记得，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现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

    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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