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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早在陈侃赴琉球时，其随从自琉球就了解到，与日本互市可获巨利。自是，闽人首先驾船载货赴日贸易，其后，广东揭阳县大家井人郭朝卿乘船赴漳、泉贩稻，因风漂至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总之，自嘉靖时代中期以后，明私商赴日贸易逐渐增多。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明船载货及二百八十余人至丰后神宫寺，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八月明船五只至日，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船至佐伯之浦，永禄年间明船数至日本。天正三年（公元1575年）明、船停泊四柠之浦，所载商品有虎四只、象一只、孔雀、鹦鹉、麝香以及名人书画、续、罗、锦绣、沉香木、猩猩皮等各种珍奇货物，占地面积达二十间。明商赴日常遭风漂至朝鲜，其备边司向政府报告说：近年以来，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关于这种情况不仅朝鲜史料中屡有记载，而且威尼斯商人马斯洛·西扎·夫雷德利克在其一五六三年的航海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每年有载绢船一只赴日，载回绢价白银。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辏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多，例如在博多：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这些居住于日本并成为日本人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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