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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多为闽、浙一带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有的是为了经商自动移居于该地，或因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至日而居留者。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三十年（公元169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1609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但是明政府对于德川幕府伸出建立外交关系的手并未理会，只是由于倭寇侵扰基本停止对海禁稍有解弛而已。在海禁松弛的情况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许丽寰商船驶进坊津贸易，逗留年余始返。在返航时，萨摩藩主岛津义久曾致书许丽寰，约定明年再来。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七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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