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4)(4 / 23)

史学家将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国稳定下来，摧毁封建主义、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它将废除奴隶制。”

    “我对待社会在性情上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动物性。”

    他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如果我对待社会具有动物性，那么我便又少了一条最大的缺点。

    鲁迅当年有一篇杂文是《中国人的脸》。

    在文中，他感叹于中国人的脸上，少有欧洲人脸上的动物性，却有分明的“家畜性”。

    爱默生所言之“动物性”，乃指人类本能的“自我”。在他看来，也是原始的“自我”。并且认为，这样的一些人类，是在以“原始”的经验看世界。而他是“超经验主义哲学”之父。他的话是在表扬自己和他的哲学。他说时也许还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读了会谦虚点儿的。鲁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叹于我们中国人的绝顶顺服，连点儿动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识都在长期而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丧失了。而鲁迅若活到“文革”，又当会感慨中国人“太动物性”了吧？

    与鲁迅同时代，在爱默生之后，美国又产生了哲学家杜威。杜威从叔本华和爱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华，但又不完全同意他们，于是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即一种以重视态度研究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他尊重个体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他说：“一方面，思维的力量使我们从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琐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同时可能使我们陷入新的谬误之中，并使我们犯新的错误；使我们超越愚昧的同时，也往往使我们再次失足。”

    他说：“再没有比经验的原则更严格地受制于理智发展及其方向的检验了。”

    杜威不像叔本华那么悲观，因为他肯定新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不像爱默生那么乐观，因为他同时看到了人类在进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当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中国感到悲观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更意味着，他们对发展中的问题像叔本华一样敏锐、一样忧虑。即使他们不知叔本华是谁，对他的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一无所知。此种悲观几乎无须哲学的影响，全凭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经验就足以产生，并且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当我们的另一些同胞乐观得接近盲目自大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相当严重，甚至严峻）有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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