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5)(7 / 10)

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逼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谱了曲，由千千万万红卫兵唱遍全中国的两段“语录”，据言就是从历史资料中翻阅到的，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两段话。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他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后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暴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

    现在我们也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只是在起义成为事实之后，他才本着一位有大无畏正义感的社会学者的良知，对起义进行舆论上的道义上的声援。并且严厉谴责资产阶级武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

    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周济过、掩护过早期的各国共产党人。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打算成为他们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级领袖。他视他们为“革命家”。但是从来也不以世界各国“革命家”们的“革命理论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会原因，预见“暴力革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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