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4)(7 / 19)

斗争”一条鉴定语。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为我做出的一条鉴定，并且当我的面读给我听过——那实在是一条过誉性的表扬语罢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赏识地说：很好，很好。你配是黄宗英的学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话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别写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对“四人帮”痛恨极深。“文革”中眼见自己的知交良友一个个受尽迫害，内心里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们那儿是另有所指的。

    后来我成了获奖作家。

    后来汪洋接待外宾时，每吩咐厂办的人：将编导室的小梁找来陪外宾。

    若有外宾是知道赵丹的，向他问起他与赵丹的关系，他每每指着我说：他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学生，著名作家！

    后来我到江苏去组稿，竟可直接找到顾尔谭先辈相助。因为我是黄宗英的“学生”，自然也就有资格称顾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称她姐了，上门去求她的父亲，便似乎是不必见外之事了。顾尔谭先辈也确实没拿我当外人，有次还邀了陆文夫、高晓声两位先辈与我长谈北京文坛的风云变幻，并在一家雅静的小酒店设宴款待我。他们当年可都是长我二十多岁的人，实在是分外抬举我。

    后来黄宗英每出新书必邮寄给我一本，扉页写着“晓声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却从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还不是家家都有电话的时代，更不是如今这种几乎人人有手机、有网址的时代。若是，我肯定也是会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连一封短信都不曾复过，情理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赵丹逝世了，我居然没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弟子”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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