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4)(8 / 19)

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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